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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茶品质鉴定及选购方法 春茶、夏茶和秋茶的品质特征，可以从两个方面去描述。 （1）干看： 主要从干茶的色、香、形三个因子上加以判断。凡绿茶色泽绿润，红茶色泽乌润，茶叶肥壮重实，或有较多白毫，且红茶、绿茶条索紧结，珠茶颗粒圆紧，而且香气馥郁，是春茶的品质特征。 凡绿茶色泽灰暗，红茶色泽红润，茶叶轻飘松宽，嫩梗宽长，且红茶、绿茶条茶条索松散，珠茶颗粒松泡，香气稍带粗老，是夏茶的品质特征。 凡绿茶色泽黄绿，红茶色泽暗红，茶叶大不不一，叶张轻薄瘦小，香气较为平和，是秋茶的标志。 （2）湿看： 就是对茶叶进行开汤审评，作为进一步判断。凡茶叶冲泡后下沉快，香气浓烈持久，滋味醇；绿茶汤色绿中显黄，红茶汤色艳现金圈；茶叶叶底柔软厚实，正常芽叶多者，为春茶。 凡茶叶冲泡后，下沉较慢，香气稍低；绿茶滋味欠厚稍涩，汤色青绿，叶底中夹杂铜绿色芽叶；红茶滋味较强欠爽，汤色红暗，叶底较红亮；茶叶叶底薄而较硬，对夹叶较多者，为夏茶。 凡茶叶冲泡后香气不高，滋味平淡，叶底夹有铜绿色芽叶，叶张大小不一，对夹叶多者，为秋茶。 　　 春茶属于新茶，就是当年春季从茶树上采摘的头几批鲜叶加工而成的茶叶。 据有关人士介绍，从营养角度讲，新茶中的咖啡因、活性生物碱以及多种芳香物含量较高，易使人的神经系统兴奋，对神经衰弱、心脑血管疾病患者有不良影响。另外，新茶中不经氧化的多酚类物质和醛类物质含量较多，对胃肠黏膜有强烈的刺激作用，胃肠功能差的人，特别是慢性胃肠道炎症患者，喝新茶易引起胃痛、胀满、便秘、口干等症状。 因此，专家建议，春茶买回来后最好放置一段时间，等茶中的多酚类物质自动氧化，对胃肠的刺激降低以后再喝，而且选购春茶时不要买太潮的，否则，茶叶不易保存，很容易发霉。 从习惯来讲，有些人爱喝绿茶，有些人爱喝红茶，还有一些人爱喝黑茶、花茶、乌龙茶等。而且，还有明显的地域性，可能和当地的气候条件、人文条件有关，没法说谁好谁坏。 从营养健康角度来讲，黑茶、红茶比较适合于身体较虚弱的人，如果在其中加些糖，效果会更好；青年人以绿茶为好；花茶有疏肝解郁、理气调经的功效；茯茶减肥最佳；绿茶的解毒效果更佳，对体内毒素较多的人有好处。 不同的茶叶含有的营养物质不同，消费者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及身体特征来选择茶叶。

任何一种传统商品的形成都是一个从无到有的发展、演变过程,其中包括了在不同历史条件下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等等的多元化变革，所以造成同一物质在不同时期的不同定义。 作为一种商品，其根本目的是服务于市场，脱离了市场需求的商品只会成为历史遗迹。所以其发展史就是不断满足市场需求的变更史。不同时期的市场有不同的需求，促使了它在不同的需求下进行不同的创新和改进，以利保障自身得以延续。所以，要强求不同时期其品质、工艺、名称、外观的统一，是不现实的，惟有求同存异，以承历史。 下面，普茶发展在各历史时期的不同定义和工艺演变进行论述与剖析： 一、普洱茶的初始形态 就云南普洱茶而言，其种植历史源于古,可考的较详细的早期文字记录，见于唐代樊绰于咸通三年左右（公元862年）所著《蛮书》:“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散收，无采造法。蒙舍蛮以椒、姜、桂和烹而饮之。” 这段简短的文字，既明确记载了当时云南茶叶主产地“银生城界诸山”,又记述了创造姜饮方式的“蒙舍蛮”，表明这些地区在唐朝已驯化、利用并开发茶叶。而且，指出了当时的采制工艺是“散收，无采造法”，结合中国茶叶最初的采制方式来看，应该理解为：采无定时，日光生晒而成。 关于银生节度地域之所在，今存辑本《蛮书》有所混淆，记录了同时并存的银生和开南两个节度的管辖范围，故现多种出版物中以银生和开南同称“银生节度”，这是不符合地理实情的。 在樊绰著书时，南诏有七节度，而非后来所说的六节度，银生节度驻“银生城”（今景洪县），所辖“茫乃道”即今西双版纳地区,“诸山”应指后世所说的“六大茶山”区域。今普洱县在当时属位于银生节度之北的开南节度,称”步日赕”,同属开南节度的”奉逸城”和”利润城”是今普洱磨黑、石膏井一带，思茅当时称“思么部”也属开南节度。南开节度至后期或废，故至宋代收集唐朝末年有关南诏资料编写《新唐书·南蛮传》时，只称六节度，不复记载开南节度。 《蛮书》写于咸通三年前后，当时南诏出兵攻打唐朝安南都护府，而作者樊绰为安南经略使蔡袭的幕僚，亲身参与了当时的战争。为了对付南诏的军事进攻，乃作《蛮书》，其写作目的是为了便于唐朝政权对南诏采取措施时参考，故一切记述均围绕军事作战为目的，而非一部风物志，所以，对于记述“茶出银生城界诸山”，我们当理解为自古以来西双版纳地区就是云南著名的产茶区，清代西双版纳有名的六大茶山，正是南诏时期的“银生城界诸山”，在银生节度的辖境范围内。而《蛮书》卷六银生节度辖境内的“朴子蛮”，正是西双版纳布朗族的祖先。而这里的“茶”，是泛指“南诏境内之茶”。 从当时居住在洱海地区（一说巍山）的“蒙舍蛮”既然能饮用到原产生银生城的茶，可推想茶在当时已有一定的生产规模，并作为商品，形成一定市场。 但何以要说《蛮书》中所指的茶就是后来的普洱茶呢？我们来看光绪《普洱府志》卷十九食货志所载：“普洱古属银生府，则西蕃之用普茶，已自唐代。”据此可知，云南银生府所产之茶在唐代时就已行销西藏，但尚无精制加工之法，是后来“普茶”的初期形态。 二、普洱茶名称的来历 明洪武十五年(公元1382年),明朝平定云南后,派军戍边,并让中原、江南大批民户到边地屯垦，分为“军屯”、“民屯”、“商屯”三种，随大批外来移民的迁入，带来了中原地区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 明万历年未年，谢肇淛(公元1567～1624年)，在《滇略》记载：“滇苦无茗，非其地不产也，土人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即成而不知烹瀹之节，犹无茗也。昆明之太华，其雷声初动者，色香不下松萝，但揉不匀细耳。点苍感通寺之产过之，值亦不廉。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蒸而成团，瀹作草气，差胜饮水耳”，这是“普茶”一词最早出现在文字记载中。 从“士庶所用，皆普茶也”这短短八个字中,我们可以得知在明万历年间,“普茶”作为一种商品，已广为流通,被当时云南各阶层所普遍接受，已经是一种畅销商品。 “蒸而成团”四字则指出了当时普洱的加工形式有所改进，已由唐朝时期的“散收，无采制法”演变成了将鲜叶蒸揉后制为团茶形式,但制茶技术有缺陷,被当时中原人士认为是“不得采取制造之方”、“差胜饮水耳”。 其后，方以智于明朝未年撰稿的《物理小识》(公元1664年)载：“普洱茶蒸之成团，西蕃市之。”此处已明确提出“普洱茶”之名，并指出普洱茶在当时已远销“西番”，制法为“蒸之成团”，而此时距清朝设普洱府尚有百年。 参考《普洱建置历史沿革》：“古普洱地方至元朝未独立设府也无“普洱”地名。到明朝洪武十六年（公元1383年）起用“普耳”为名。明朝万历年间（公元1573年—1620年）改称“普洱”;又据明·李元阳撰万历《云南通志》（公元1574年)卷十六“贡象道路”载:“由景东历赭乐甸行一日至镇源府，又行二日始达车里军民宣慰使司之界，行二日车里之普耳，此处产茶。一山耸秀，名为光山。有车里一头目居之。”，而乾隆年间赵学敏所撰《本草纲目拾遗》（公元1765年）一书亦载：云南志·普洱山在车里军民宣慰司北。其上产茶，性温味香，名普洱茶。 至此可知，“普洱茶”得名之初是以地得名，其名随地名更替，当时的普洱茶应是指车里军民宣慰使司(驻今景洪县景洪，辖地较今西双版纳略阔）辖地普洱（今普洱县）所产之茶。且由车里军民宣慰使司派遣一头目加以管理,远销西蕃等地,制法参考了中原传入的较先进的蒸青团茶制法,已有所改进，但技术有待提高。 三、普洱贡茶的辉煌 明太祖朱元璋历行“茶马政策”，于洪武二十四年（公元１３９１年）下诏“废团茶，兴叶茶”，促进了炒青绿茶的发展。但云南地处边垂，未经中原统治，并未受其影响。 至明末清初，西南各省屡遭兵燹战乱，清人挥兵南下平定三藩之乱后，重建统治秩序，恢复和发展原有的农业生产，又一次带来中原先进的制(炒)茶技术。 公元1644年清朝建立后，云南各地先后收归清政府统治，雍正四年（公元1726年），清政府指派的云南总督鄂尔泰在云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雍正七年（公元1729年）设置普洱府治于宁洱，列普洱茶为贡茶，献于皇室，使普洱茶进入了一个历史上的辉煌时期。 清人倪蜕于《滇云历年志》（卷二）（公元1737年）记载：“雍正七年己酉，总督鄂尔泰奏设总茶店于思茅，以通判司其事。六大山产茶，向系商民在彼地坐放收发，各贩於普洱，上纳税课转行，由来久矣。至是以商民盘剥生事，议设总茶店，以笼其利权。于是通判朱绣上议，将新旧商民悉行驱逐，逗遛复入者俱枷责押回。其茶令茶户尽数运至总店，领给价值，私相买卖者罪之。稽查严密，民甚难堪。又商贩先价后茶，通融得济，官民交易，缓急不通。且茶山之于思茅，自数十里至千余里不止，近者且有交收守候之苦，人役使费繁多，轻戥重秤，又所难免，然则百斤之价，得半而止矣。若夫远户，经月往来，小货零星无几，加以如前弊孔，能不空手而归? 小民生生之计，只有此茶，不以为资，又以为累。何况文官责之以贡茶，武官挟之以生息，则截其根，赭其山，是亦事之出于莫可如何者也。” 在雍正七年，云南总督鄂尔泰奏请朝庭，于思茅厅选址设立官办的茶叶总店，指派朱绣任通判之职，亲自掌管总茶店，对普洱茶实行专卖制，六大茶山所产之茶，茶农采制后需全数运交位于思茅的总茶店，待选办贡茶入贡后方分由民间贩卖。 雍正十二年（公元1734年）的官方文告《禁压买官茶告渝》中有“每年应办贡茶，系动公件银两，发交思茅通判承领办送”的文字，可知当时的普洱茶，虽产于六大茶山，但是集中于思茅集散，贡茶采办亦在思茅。 清朝以来，普洱茶进入一个历史的极盛期，清·阮福《普洱茶记》（公元1825年)谓之:“普洱茶名遍天下。味最酽，京师尤重之。” 这一时期，也是普洱茶花色品种与制作工艺高速发展的时期，清·张泓《滇南新语》（公元1755年)载：“滇茶有数种：生性者曰木邦，曰普洱。木邦叶粗味涩，亦作团，冒普茗名，以愚外贩，因其地相近也，而味自虐。普茶珍品，则有毛尖、芽茶、女儿之号。毛尖即雨前所采者，不作团，味淡香如荷，新色嫩绿可爱；芽茶较毛尖稍壮，采治成团，以二两四两为率，滇人重之；女儿茶亦芽茶之类，取于谷雨后，以一斤至十斤为一团，皆夷女采治，货银以积为奁资，故名。制抚例用三者充岁贡，其余粗普叶，皆散卖滇中。最粗者熬膏成饼摹印，备馈遗。而岁贡中亦有女儿茶膏。并进蕊珠茶，茶为禄丰山产，形如甘露子差小，非叶，特茶树之萌茁耳，可却热疾。” 张泓记述的云南茶，不仅有产于六大茶山的普洱茶，还有邻近地区产的木邦茶，木邦茶粗老滋味涩，也做成团茶形式，不法商人用来冒充普洱茶，欺骗外来客商。 而真正的普洱茶分为嫩度极高的毛尖散茶；嫩芽制的二两、四两重的团形芽茶；还有跟芽茶相同嫩度的谷雨后采制的一斤至十斤一团的女儿茶。这三种普洱茶制品，加上产于禄丰山采刚荫发的芽尖制成珠形幼嫩绿茶的蕊珠茶,都是用来进献朝庭的贡茶。而其它较粗老一些的茶叶，则分散于市面销售。 这时期还出现了一种形式奇特的茶制品，是用最粗的茶叶熬煮成膏，做成饼的样子，这种茶膏，清《本草纲目拾遗》载“黑如漆，醒酒第一，绿色者更佳，消食化痰，清胃生津，功力尤大也”，在其卷六《木部》又载“普洱茶膏能治百病，如肚胀、受寒，用姜汤发散，出汗即愈；口破喉颡，受热疼痛，用五分噙口，过夜即愈；受暑擦破皮血者，研敷立愈”。但也有用较嫩的女儿茶熬制的茶膏，是贡茶花色的一种,进于宫庭。 到19世纪，阮福《普洱茶记》又多了几种新的制品形式：“于二月间采蕊极细而白，谓之毛尖，以作贡，贡后方许民间贩卖，采而蒸之，揉为团饼；其叶之少放而尤嫩者，名芽茶；采于三四月者，名小满茶；采于六七月者，名谷花茶；大而圆者，名紧团茶；小而圆者，名女儿茶，女儿茶为妇女所采，于雨前得之，即四两重团茶也；其入商贩之手，而外细内粗者，名改造茶；将揉时预择其内而不卷者，名金玉天；其固结而不改者，名疙瘩茶,味极厚难得。” 金玉天，就是后世所称黄片，较粗老揉不成条；疙瘩茶，即后世所称茶头，是茶叶中茶胶丰富，解茶时粘成一团打不散的，味道浓厚，极难得。 另外还有一种改造茶，就是把毛茶老嫩分开，把粗老茶团在里面包心，细嫩茶撒在外面盖面，然后蒸软后压制成形，这种制法改变了历史以来毛茶分季节、档次分别加工的单一形式，将不同季节、不同等级的茶叶混合加工，使低档茶的经济价值得以提升，同时也形成了后世拼配茶的雏形，这种方式一种被沿用至今，成为加工大宗货品的通用方式。

    秋天是个品茶的好时候，这时候好茶多，人的身体也更需要茶，在容易上火的时候多喝些茶，功用自不必说。只是，所谓好茶还需细品，各种生活志趣和无限的人生滋味尽在其中，无论普洱、乌龙还是绿茶，喝出生活味道的茶皆为好茶。     普洱篇     茶痴说茶：莫把霉味当余香     “现在的市场上，如果谁说他有批量的20年以上的陈茶普洱，10个里有10个都是骗人的。”茶痴陈建雄这样对记者说。     “好陈茶不会在市场上售卖。因为都在藏家的库里，有好友拜访掰一块下来一起品味一番，以做消遣，但你要真让他拿出来卖，他不舍得，也没那么多。”     “为什么没有那么多？因为20年前，还没有人知道这东西放20年会值钱，并且值那么多钱。在茶农手里的早就处理了，也有一些批量的陈茶，差不多10年前被广东一些有眼光的茶商收集，后来又流到台湾的茶商手里，再后来去哪里了就不得而知了。所以说到底，普洱茶泡沫从一开始就是无本之木、无源之水。”     聊起普洱茶，茶痴陈建雄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望。他说，在市场不健康的时候，不懂甄别的买家经常把一些已经过了期的茶当做上好的陈茶买来喝，而没喝过真正陈茶的茶客经常会把霉味当做茶香来品。     在陈建雄看来，喝普洱是一种生活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他说，将来希望能将他所到过的这些地方开辟成一条旅游线路，带着更多的朋友去体验他所经历的那些乐趣，也去亲手采茶、制茶、喝最棒的普洱茶。     乌龙篇     茶商说茶：大红袍与铁观音之辩     乌龙茶在秋茶品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而乌龙茶中，又以铁观音和大红袍这两个品种最富盛名。究竟两者有什么异同？记者采访了贵士茶楼连锁总经理汪曙光。     首先，汪曙光肯定了这两个品种都是福建乌龙茶的优秀品种的说法。都属青茶系，皆为乌龙茶，按地域分，大红袍是闽北乌龙，铁观音是闽南乌龙。两种茶都是典型的功夫茶，且十分耐泡。     汪曙光说，铁观音是闽南乌龙茶的极品，产于福建省安溪县。冲泡后汤色金黄浓艳似琥珀，有天然馥郁的兰花香铁观音茶香高而持久，可谓“七泡有余香”。大红袍是武夷岩茶中品质最优异者，产于福建的武夷山。“大红袍”的品质特征是外形条索紧结，色泽绿褐鲜润，冲泡后汤色橙黄明亮。大红袍品质最突出之处是香气馥郁有兰花香，香高而持久，“岩韵”明显。     关于市场地位，汪曙光觉得实在难分伯仲。如果是谈口味，就是一个个人爱好问题了，并且喝茶有一个好处是不具有排他性，并不是说喝了铁观音就不能再喝大红袍。只要喝着健康、喝着舒服，喝什么都是对的。     绿茶篇     茶客说茶：醉翁之意在乎山水之间     章杰是一个茶客，他自己有一个小茶楼，但主要目的不是赚钱，而是喝茶方便。正所谓“醉翁之意不在酒”。他说，他的志趣就在那山水之间。     章杰的家在江西婺源，那里的绿茶是我国南方最有名气的绿茶之一。章杰说，当地人都知道，其实婺源绿茶的精华在长溪村，长溪村是一个极僻远的山村，村中的茶叶全部采自云雾笼绕的大山中，所有制作的茶叶来自近千米的高山茶树鲜叶，从不施农药，没有任何污染。这种在常年雾气笼罩的高山中生长的茶叶，才是茶叶中的上品珍品。

唐寅《事茗图》(局部)       说起唐伯虎，人们很自然地就会想起电影《唐伯虎点秋香》，想起电影中他临场作画解救相府之情节，令人不能忘怀。       唐伯虎的画，的确了得，他一生作过不少画，茶画是他画作中重要的一部分。因为唐伯虎的茶画，是明代茶画的主作，明代茶画的一绝。       明代的茶艺思想，有二个突出特点，一是哲学思想加深，主张契合自然，茶与山水、天地、宇宙交融；二是民间俗饮不断发展，茶人友爱、和谐的思想深深影响各阶层民众。所以，明代的茶文化中，也突出地反映了这些特点。茶画，作为茶文化的重要部分，当然离不开这些特点。       唐伯虎一生爱茶，与茶结下不解之缘。他爱茶，喝茶写茶画茶，《事茗图》是他茶画中一幅体现明代茶文化的名作。画中，他用自己熟练的山水人物画法，勾勒出高山流水，巨石苍松，飞泉急瀑。这些景色，或远或近，或显或隐，近者清晰，远者朦胧，既有清晰之美，又有朦胧之韵。在画的正中，一条溪水弯曲汩汩流过，在溪的左岸，几间房屋隐于松、竹林中，房下是流水，房上是云雾缭绕。此景，让人一看，宛如世外桃源。房中，门户大开，一人正在就读，案头置有茶壶，茶盏，品茶就读之意韵荡然飘出。屋外右边，一老者手持竹杖，行在小桥中，身后跟小童，小童手中抱古琴。也许，这又是一个契合自然的茶人。此画左边，唐伯虎自作题诗：“日常何所事？茗碗自矜持。料得南窗下，清风满鬓丝。”有人说，这是唐伯虎心隐山林品茶就读的生活画，也有人说，这是明代的“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文人雅士隐居图。《事茗图》，不管是画还是书，都是明代佳品。       如果说，《事茗图》是一种朦胧的意境韵味美，那么，唐伯虎的另一幅茶画《品茶图》，则是清晰美。《品茶图》宛如一幅特写的镜头画。画中一位雅士稳坐于旷野之中，松树之下，他的身边放茶杯，边品茶边听琴女弹琴。琴女坐姿雅美，弹琴情入曲境。茶童在石后煮茶。此画，人物的画面较大，人物的表情荡然可见。       从唐伯虎的这两幅茶画中，可以看到，他的茶画作品，是与明代的茶文化特点紧紧相连的。上面说过，明代的茶艺思想，主张契合自然，茶与山水，天地，宇宙交融。茶人友爱，和谐共饮。这些意韵，在两幅茶画中都得到很好的反映。       为什么明代的茶文化主张契合自然？这是有历史原因的。明代开基皇帝朱元璋第十七子朱权，是明代茶文化的主导与发展者，是自然派茶人的主要代表。在政治上，他失了意后，十分厌恶宫廷斗争，因而走向了人生的另一面，隐逸。他在隐逸的道路上，创出了自然派茶道。在他的影响下，不少失意的文人，开始步入并留恋起此道来。       明代还有另一名著名的画家文征明，他也画了不少茶画，如《惠山茶会记》、《品茶图》等，画面都是在高山丛林之间，突出一个“隐”字，反映出了当时茶文化契合自然的特点。       唐伯虎的茶画，是明代的绝品，在中国茶画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据英国金融时报报道，日前，中国与中亚及周边7国达成协议，在中国和欧洲之间建设一条造价为192亿美元、足以与历史上“丝绸之路”相媲美的现代贸易通道。阿富汗、阿塞拜疆、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蒙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已同意在该地区投资建造公路和铁路，建设工作将于明年开始，预计2018年结束。据悉，亚欧间的贸易额超过1万亿美元，而目前通过中亚运输的贸易额不足1%，而在200多年前，这里曾是亚欧贸易的通道，中国历史上著名的通往北欧的茶叶贸易就是通过这条线路运输到中俄边境恰克图的，人们又习惯地将这条道路称为茶叶之路。所以，今天重建中欧之间的贸易通道对于当年的茶叶之路具有重要意义。 茶叶之路与丝绸之路被誉为中国历史上两条最负盛名的国际贸易黄金通道。汉通西域的丝绸之路犹如一条生命的脐带，将亚洲、欧洲和非洲的文明连成一体，是东西方古文明交汇的血脉。茶叶之路，全长约5000余公里，南起福建、浙江、两湖诸省，北至俄及北欧各国，长达数千公里，时间长达200年。 据悉，在当年的万里茶路上，经营茶叶的并非生产、加工茶叶的福建人，而是山西商帮。前两年，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乔家大院》，人们往往以为茶叶贩运中最为著名的是乔氏家族，而事实上当年最为显赫的并非乔家，而是山西晋中市榆次区的常氏家族。明弘治年间，由山西太谷惠安迁到榆次的常氏家族，经过几代人的艰苦创业，以财取天下之雄才大略、敢为天下先之豪迈气概，万里驰骋，坚韧不拨，开创了中俄茶叶贸易的漫漫长路。 常氏家族制茶于武夷山，将武夷山茶区采购的茶叶就地加工成茶砖，水运到“茶叶港”汉口，再经汉水运至襄樊和河南唐河、杜旗。上岸由骡马驮运北上，经洛阳，过黄河，越晋城、长治、太原、大同、张家口、归化（今呼和浩特），再改用驼队穿越1000多公里的荒原沙漠，最后抵达边境口岸恰克图交易。俄商将茶叶再贩运至伊尔库次克、乌拉尔、秋明，直至遥远的彼得堡和莫斯科。恰克图是中俄茶叶贸易的桥头堡。由于当年沙俄政府积极从事对华贸易，使沙俄政府和茶商获利丰厚。所以有一种说法，“一个恰克图抵得上三个省”。 据史料记载，17世纪俄输入的茶叶很少，后期才有少量茶叶出售。1792年第二次《恰克图条约》签定后，茶叶贸易开始繁荣，18世纪末，茶占中俄贸易总值的30%，1810年，砖茶、白毫茶共输入24570担。经营茶叶的商人全部是晋商，最为兴盛的时候曾达100余家。而常氏一门，从常万达于乾隆时从事此项贸易开始，子孙相承，历经乾隆、嘉庆、道光、咸丰、同治、光绪、宣统7朝，沿袭150多年，尤其到了晚清，在恰克图数十个较大的商号中，常氏一门竟独占其四，堪称为清代本省的外贸世家。因为常氏在对俄贸易中极具远见和谋略，又极为注重信义，很快就得到俄商及俄国政府的重视，不久便将生意做到恰克图以北的俄国境内，在俄国境内的莫斯科、多木斯克、耶尔古特斯克、赤塔等地区乃至欧洲的其他国家都有了他们的茶庄分号。在晋商的茶叶生意过程中，绵延数千里的茶叶运输，陆地、水路、山路还有劫匪，他们不畏艰险、吃苦耐劳，为茶叶走向北欧各国打开了通道，在中国茶叶历史上立下了汗马功劳。 上世纪90年代，内蒙古著名作家邓九刚重走了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并深入研究了这段历史，还出版了著名的《茶叶之路》一书。他还希望能将中国历史上这条重要的万里茶路通过电视纪录片展示给世人，但由于经费问题一直被搁浅。今年是中俄文化年，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将他家乡的安徽茶送给了俄罗斯总统普京，在俄罗斯掀起了喝中国茶的热潮，这些都将促进中国茶叶在世界上的影响。所以，研究历史上的茶叶之路对于宣传中国茶叶、促进中国与北欧各国的茶叶贸易具有重大意义。

图注：丰子恺先生的诗词漫画 《人散后，一钩新月天如水》 从来佳茗似佳人（三） 文/疏影横斜梅 暗香浮动月 在古代诗家中，王维是首屈一指的禅学大师，在诗史上享有“诗佛”之誉，与诗圣、诗仙齐肩而立。他的诗极富禅意，清逸闲雅，简淡冲融，好象褪尽了人间烟火气。 他的爱茶是毋庸置疑的：他饮茶消夏“长安客舍热如煮，无过茗麋难御暑”；他以茶酬宾；“君但倾茶碗，无妨骑马归”；他更喜欢在弥漫着茶香的竹丛中与人论道或独坐观景；“花醥和松屑，茶香透竹丛。”——多么悠闲恬淡，多么清净冲融，这正是令后世诗人笔追神摹、梦寐以求的高士情怀，当得起真正的“清雅”之境。殊不知在这“清雅”的背后却藏着一个神秘莫测的“禅”字。 茶诗中一旦潜入了这个禅意，其诗境便顿时出了净，脱了俗，多了一层蕴藉，拓开一重天地。柳宗元写茶：“芳丛翳湘竹，零落凝清华”；“圆方丽奇色，圭璧无纤瑕”；“蒸烟俯石濑，咫尺凌丹崖”；“涤虑发真照，还原荡昏邪。”观茶形，辩茶色，论茶功，显然不是人间礼品，多少沾了些“佛国”的仙气。 与柳宗元同样沉湎参禅的韦应物，诗中禅意更浓，他的《喜园中茶生》诗云：“洁性不可污，为饮涤尘烦。此物信灵味，本自出山原。聊因理郡除，率而植荒园。嘉随众草长，得与幽人言。”细细咀嚼，这诗句哪里是在专心说茶，分明是以茶寓人，以诗寄禅，诗人在看似不经意间，已经把禅理寓与诗境了。 宋人作诗，援禅论理的劲头比唐人更直率。苏黄的诗中，谈禅说法随处可见：“羡师游戏浮沤间，笑我荣枯弹指内。尝茶看画亦不恶，问法求师了无碍”（见苏轼《龟山辩才诗》）；“宴寝清香与世隔，画图妙绝无人识。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著茶藤一枝”（黄庭坚《题落星寺》）…… 不过，宋代以后的诗人，以诗论禅的意识虽然明显增强，但手法却越来越简单，内容也日趋空泛。诗中说禅理、论禅机、满纸口占佛偈，诗意却逐渐递减。这样一来，诗中有禅却不再有趣，而无趣之禅的魅力也就会折损大半。 元曲大师关汉卿的《一枝花.不伏老》中，他不无炫耀地自况道：“我是个普天下的郎君领袖，盖世界浪子班头。愿朱颜不改常依旧，花中消遣，酒内分忧，分茶擘竹，打马藏阉，通五音六律滑熟，甚闲愁到我心头。”这里诗人历数了自己平生的所喜所嗜，其中花酒之后便列“分茶”（把茶均匀地分注于小杯以待客），足证茶在诗人的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元曲是民谣俚曲的诗化，以俗中见雅明白如话为其特色。这在咏茶散曲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名曲家周德清感叹生活艰难的《折桂令.自嗟》，就写得非常通俗：“柴似灵芝，油如甘露，米如丹砂。酱瓮儿恰才梦撒，盐瓶儿又告消乏，茶也无多，醋也无多，七件事尚且艰难，怎生教我折柳攀花。”寥寥数语，就把“柴米油盐酱醋茶”写了个透底明白，这在文人笔下却也难得了。 元朝后期的散曲名家徐再思，生于浙江茶乡，作品多写江南景色，风格清丽。他有一首《水仙子.惠山泉》曲，既咏山泉，又咏清茶，曲云：“问山僧，不记年，住松梢，避青烟，湿云亭上，涵碧洞前，自采茶煎。”曲中情状，颇似东坡在惠山汲泉煎茶的风韵。 《红楼梦》中，贾宝玉在咏及大观园，其中“有凤来仪”一联，便咏及茶事，联曰：“宝鼎茶闲烟尚绿，幽窗棋罢指犹凉”，着实对得奇巧。 当晴雯被逐出府，含恨而逝的当儿，宝玉悲痛不已，亲撰了一篇字字溅泪的《芙蓉女儿诔》，在诔文中，摆列了四种最珍贵的物品祭奠亡灵，这四样珍品中便有“沁芳之泉，枫露之茗”。由此不难想见清泉与清茶在宝玉心目中居于何等位置。直至后来贾宝玉为晴雯祭日填词致悼时，在词序中，他写得仍是：“酌茗清香，庶几来飨！”清香的茶，在这里显然已被当作是晴雯高洁品性的象征了。 日本的茶诗可以追溯到与我国唐朝相仿佛的平安时代。那是一个以倾慕盛唐，模仿华夏文化为时尚的时代，因此，当时的上层知识分子所作的诗歌，自然也极力追求唐诗的风韵。 平安时代弘仁年间的最高统治者嵯峨天皇（公元810—824年在位），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诗人。他同时还是一位茶中知己，诗中多次咏及茶事，如在访问一位大将的闲居院时，他写道：“吟事不厌捣香茗，乘兴偏宜听雅禅。暂对清泉涤烦虑，况乎寂寞日成欢。” 他的弟弟淳和天皇，同样嗜茶爱诗，他曾写过一首《散怀诗》，其中咏茶云：“幽径树边香茗沸，碧梧荫下澹琴谐。” 即使在日本的茶道形成以后，依然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迷恋着中国古代的文人茶风，他们一方面浸染在茶道的宗教气氛中，另一方面又向往着唐宋文人那种冲淡虚融、亦禅亦道的潇洒茶趣，这种独特的心态，构成了日本近代茶诗的独特风韵。这风韵，可以从江户时代（公元十九世纪）的名词家日下部梦香的词中去体味：“茗烟一缕，篆香一柱，只懒睡，尽过停午。”（《解佩令.春感》）。 也可以从稍晚的名诗人野村篁园的词中去寻觅：“豆摘蛾眉，茶挑鹰嘴，临流涤砚，看山移榻，乌丝偷谱归田赋。”（《莺啼序》）。 在明治时代的大词家森槐南（1863—1911年）的词句中，这种风韵表现得更为鲜明：“灯火耿，甚三昧，禅床幽梦茶烟醒。无人管领。这雪藕湖头，采莼堤下，闲却白鸥性。”这种飘逸疏朗的词句，与中国文人雅士的情怀，竟是何等相似！   ——摘录自侯军的《品茶悟道》之《茶在曲中》、《红楼一梦尽茶香》、《日本文人的茶诗与茶词》等章节

有人说，中国人性格象茶，总是清醒、理智的看待世界，不卑不亢，执着持久，强调人与人相助相依，在友好、和睦的气氛中共同进步。这话颇有些道理。 　　 表面看，中国儒、道、佛各家都有自己的茶道流派，其形式与价值取向不尽相同。佛教在茶宴中伴以青灯孤寂，要在明心见性；道家茗饮寻求空灵虚静，避世超尘；儒家以茶励志，沟通人际关系，积极入世。无论意境和价值取向不都是很不相同吗？其实不然。这种表面的区别确实存在，但各家茶文化精神有一个很大的共同点，即：和谐、平静，实际上是以儒家的中庸为提携。 　　 在社会生活中，中国人主张有秩序，相携相依，多些友谊与理解。在与自然的关系中，主张天人合一，五行协调，向大自然索取，但不能无休无尽，破坏平衡。水火本来是对立的，但在一定条件下却可相容相济。儒家把这种思想引入中国茶道，主张在饮茶中沟通思想，创造和谐气氛，增进彼此的友情。饮茶可以更多的审已、自省，清清醒醒地看自己，也清清醒醒地看别人。各自内省的结果，是加强理解，过年过节，各单位举行”茶话会”，表示团结；有客来敬上一杯香茶，表示友好与尊重。常见酗酒斗欧的，却不见茶人喝茶打架，那怕品饮终日也不会抡起茶杯翻脸。这种和谐、友谊精神来源于茶道中的中庸思想。 　　 在中国茶文化中，处处贯彻着和谐精神。宋人苏汉臣有《百子图》，一大群娃娃，一边调琴、赏花、欢笑嬉戏，一边拿了小茶壶、茶杯品茶，宛如中华民族大家庭，大孩子虽多并不去打架，而能和谐共处。至于直接以《同胞一气》命名的俗饮图，或把茶壶、茶杯称为”茶娘”、”茶子”，更直接表达了这种亲和态度。清代茶人陈鸣远，造了一把别致的茶壶，三个老树虬根，用一束腰结为一体，左分枝出壶嘴，右出枝为把手，三根与共，同含一壶水，同用一支盖，不仅立意鲜明，取”众人捧柴火焰高”、”十支筷子折不断”、”共饮一江水”等古意，而且造型自然、高雅、朴拙中透着美韵。此壶命名为”束柴三友壶”，主题一下子被点明。 　　 中国历史上，无论煮茶法、点茶法、泡茶法，都讲究”精华均分”。好的东西，共同创造，也共同享受。从自然观念讲，饮茶环境要协和自然，程式、技巧等茶艺手段既要与自然环境协调，也要与人事、茶人个性相符。青灯古刹中，体会茶的苦寂；琴台书房里体会茶的雅韵；花间月下宜用点花茶之法；民间俗饮要有欢乐与亲情。

　　“黑茶一何美？羌马一何殊？”明代文学家汤显祖的《茶马》，真实记录了黑茶在中国古代茶马交易治边制度中的重要作用。湖南黑茶，其色如铁，汤如琥珀，芳香异常；入口，先涩、後甘、再醇。细啜，既有“采菊东篱下”的闲适，也有“行看流水坐看云”的洒脱。不管是一个人的小安逸，或者是三五知己的大热闹，都可自这一杯水意盎然里品出百味人生。     　　关於湖南黑茶，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传说。在古丝绸之路上，运茶的马帮经常遇到下雨，茶叶被淋湿了，茶商心里很难过，扔掉又可惜。他们到了一个痢疾横行的村子，那里死了很多人，村民们没吃没喝。茶商想到自己带的茶长霉了，不值钱了，就送给这些可怜的人。结果奇迹发生，村民们的痢疾全好了。传说道出了黑茶产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正是这无意中的日晒夜露，自然发酵，形成了黑茶“後发酵”的独特制作工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湖南黑茶中的茯茶中含有一种特有菌种—冠突散囊菌（EurotiumCritstatum），俗称“金花”。这种菌类目前只在灵芝上有小量发现。它不仅形成了茯砖茶独特的“菌花香”，还因为富含15种氨基酸及茯茶素A、茯茶素B，对人体健康极有好处。茯砖茶“发花”的绝技，已被列为国家二级机密。世界一流的微生物学家王志伟博士，称其为世界上最神奇的食品。近年来，仅日本每年进口茯茶就超过200吨。

　　大雪山正山古树茶:大雪山位于云南临沧地区双江县勐库镇。若论普洱茶，必言大叶种，“勐库大叶茶，品种称英豪”，云南双江勐库镇是云南大叶种茶的发源地。勐库大叶种茶属乔木型、特大叶类、早芽种，在茶业界享有较高的美誉度。1984年全国茶树良种审定委员会评定了第一批30个茶树良种，勐库大叶茶、勐海大叶茶、凤庆大叶茶榜上有名。 　　大雪山雄踞双江县勐库镇西北，是孕育勐库大叶茶的摇篮。在大雪山中上部，海拔2200至2750米，人迹难至的原始森林中，分布着目前已发现的海拔最高、密度最大的野生古茶树群落，大部分树龄在千年以上。经过中国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茶叶研究所等科研部门的植物专家和茶叶专家的鉴定，双江县大雪山野生古茶园是茶树起源中心之一。 　　大雪山正山古茶、大雪山正山古树春茶饼均系选用勐库大雪山野生古茶制成，外观油润呈深墨绿色、无毫。闻之有浓郁的山野夜来香的香气，茶性劲足霸道，存放时间短不宜多饮，特别适宜长期收藏贮存。因地处高山密林，原料采摘艰难，故产量极少。 　　攸乐山正山古树茶:攸乐山在云南普洱茶历史上“辈分”很高，曾位居六大茶山之首。现今，攸乐山行政名称为基诺山，主要聚居着基诺族。攸乐山区属北来势带高原气候，是云南大叶茶的中心产地之一，早在1700多年前就有栽培著作权，历史上最高产量达到2000担以上。老茶树一年一生的叶芽呈黄绿色，发芽早，多茸毛，是优良的普洱茶种。晒青毛茶为棕红色，茶质较硬，条索分明，青茶味酽，生津味甘；熟普醇厚甘滑，沙化怡爽。 　　攸乐山古茶园毁坏严重，在世不多，只有深入茶区，用心采集，才能采收到为数有限的优质茶叶，偶得一片攸乐正山古树大春饼茶，亦仅够茶友一尝而已。 　　老班章正山古树茶:“老班章”地处布朗山深处。布朗山位于西双版纳勐海县的境内，靠近中缅边境，是著名的普洱茶产区，也是古茶园保留得最多的地区之一。布朗山乡包括班章、老曼峨、曼新龙等树寨，其中，最古老的老曼峨寨子已有1400年历史。布朗族是百濮的后裔，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布朗山，是世界上最早栽培、制作和饮用茶叶的民族。“老班章”所产的茶叶，滋味厚重、浓烈、霸道，初饮如伟岸的汉子，风骨刚健，气势雄浑，回味则有刚中有柔、强中有媚的风情。有茶人称赞老班章茶是普洱茶的王中之王，是最优质的普洱茶原料。老章班正山古树春茶饼，白毫显著，叶芽肥壮，是绝佳的收藏品，因产量少而一饼难求。来源:北京晚报

　　世界各国的制茶技术，均直接或间接地来自我国。 　　805年：唐代时，日本和尚最澄大师及806年空海大师，留学我国研究佛学，归国后，将我国茶叶蒸青绿茶的制茶技术传入日本。 　　1811年：荣西和尚留学回归日本，将锅炒茶制法传入日本。 　　1828至1833年：茶叶产制技术传入印尼。荷属东印度公司派茶师杰哥逊前后六次来我国学习研究，每次均带回茶种、制茶技术工人及器具。 　　1833年：苏俄来茶我国采购茶籽与茶苗，1848年开始采摘，依照我国茶叶制作方法开始生产。 　　1834年：印度成立植茶研究发展委员会，即派秘书哥登来我国学习茶叶产制技术。购买茶籽及茶苗，并寻找、招收四川省雅州及福建省武夷等地茶师及工人，到大吉岭等地发展茶业。 　　1835年：宇治山本氏，传回我国覆盖茶园“玉露茶”的制法。 　　1836年：哥登氏带回我国茶工，在阿萨姆勃鲁茶厂中，按照我国红茶制法，试制成功，日后发展成今天的阿萨姆红茶。 　　1866年：斯里兰卡正式制茶始于特罗氏。学习我国武夷岩茶制法，试制成功。至1873年后才仿效印度的机械制法。 　　1877至1887年：南非及东非洲茶叶的发展，已由我国输入茶叶生产技术。 　　1898年：日本开始仿制我国红茶、绿砖茶。 　　1926年：日本仿效我国珠茶制法。日本最普遍的煎茶，是仿自我国浙江龙井。 　　1949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英国茶业者等退出印度、锡兰的茶叶经营，将技术与资本等，转移投资于肯亚等新茶区的开阔，才大量生产红茶。